王铭铭：在文化研究系统出现以前，大多数社会理论家认为现代文化实际上就等于“文化的丧失”，是一种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取代精神主义生活方式的必然进程，是将人的精神过程完全投入客观的物质过程的必然进程，是共同体瓦解为零零星星的意象中的世界化国家认同的进程。
然而，在西方内部展开的文化研究，则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现代性并没有使人类脱离“心灵迷思”，它所起的作用，无非是将人类引入一个自我解放的神话世界，它的核心内涵与所谓“传统”一样，也是一种充满神灵、巫术和象征的文化。随着近代世界的变动，这种西方现代时期独特的文化，确实已经在世界范围得以传播。但是，因为它无非也是一种文化，所以，它是否正在致使其他文化丧失其精神实质，抑或像古代那样，正在与其他文化之间形成交往包括相互想象和相互误解，就仍然应当是文化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——《过去十年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》，《南方文坛》第3期
朱自强：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，中国儿童文学“古已有之”，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观点。但是，这一观点却实在是对儿童文学的本质、对儿童文学的生成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误识。
儿童与儿童文学是历史的概念。例如，在远古时代，儿童被视同猫狗；在中世纪的欧洲，成人误认儿童为“成人的预备”；在封建社会的中国，儿童则被识认作“缩小的成人”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儿童作为“儿童”被发现，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。而没有“儿童”的发现作为前提，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。因此，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。
——《两个“现代”——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》，《文艺争鸣》第3期
朱立元：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革命性转型，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动：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展开，前现代、现代、后现代的历时性文化现象，奇迹般地投射在当代文化的共时性屏幕上。面对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景观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被日益滋长的焦虑和危机感所困扰。问题的关键不在话语系统内部，不在所谓“失语”，而在于当前文论同文艺发展的现实语境的疏离或脱节。建设、发展新文论必以现代文论传统作为优先或主要的选择对象，而不能以古代文论为本根。“五四”以来的现代文论经过不断变革发展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古代文论的具有新质的传统，同时，这个动态过程还将继续下去。21世纪的中国文论应该走“立足当代，今古对话，中西融通，综合创造”的路。
——《走自己的路——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》，《文学评论》第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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